01
目前，国家反复提出医院发展要由规模型向质量型转变，控制大型公立医院的规模已成为各方的共识。
早在2009年新医疗改革方案出台时就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。只是很可惜，许多医院的规模仍在大势扩张。
事实上，在医疗发展的规律和当前的国际形势都表明，我国医院规模的扩大必须加以遏制。而随着互联网思想和物联网的发展，大型医院将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数据显示，2013年至2017年，全国共有12319家医院拥有百余张床位，其中3549张床位在500张以上。反观美国，虽然人口增加了，但大型医院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。还一组数据表明，美国床位数超过500张以上的医院从1975年的291家降到如今的273家。医院总床位数从1975年的133万张，减少到现在的86.8万张。
美国床位正在逐渐减少，为什么？是没有钱经营医院吗？NO！这是因为医生的成本太高，导致医院的运营成本太高。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随着药品和耗材零加成，医院人事制度、绩效考核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，越来越多的医院明白绝不是做得越大越好，只有“生存”才是硬道理。至于怎么生存，仍是各大医院头疼的问题。
毫无疑问的是，大医院“大小通吃”的时代已经过去，通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。
02
从上一年开始，政府就一直在加大社区医院和诊所的建设。
以广东省为例，广东省各级财政在2017~2019年期间安排了50亿元左右的资金，推进基层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能力。
除了提升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，放开社会办医，鼓励开办诊所也成了大趋势。数据也显示，2017年至2018年年底，全国新增了18000家诊所。
在政策放松、鼓励在职医生办诊所的大潮下，市场发展逐步成熟。这种成熟的市场一定更具公平性。
过去办医很难，审批很难，现在既然放开了，只要你有这样的能力和本事基本上都能办。尽管我们说，基层医疗的风口来了。但目前医疗诊所发展，远远没有达到大众的需求。
03
如今，分级诊疗的全面实施，标志着以大医院为主导的政策导向暂告段落。
其中医联体、医共体的建设成为了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。但道恒认为，如果条件适合，应该将患者直接送到医院，而不是局限于医联体内，因为任何一个医联体都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医联体内互联互通上下转诊只是第一步。
美国医改专家曾诟病我国大部分医疗服务过度依赖于医院。如今的政策促使我们必须住院才能报销，医院才能获得医保的份额，病人才可以减少费用。
美国洛杉矶的Care More服务模式便是一个由医生和非医生组成的服务团队，他们利用医院的临床程序开展院外扩展服务。可见，在院外提供服务能力的关键仍然是医生。
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不够实现分级诊疗的，最终还是要使基层服务能力得到提升，要让病人看病沉在基层。优质的医疗服务和技术下沉，才能让医生价值得到体现，成为关键的一环。
公平竞争的环境，就是不管在院内还是院外，不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办医，医生到哪里都能实现个人价值。
04
在国家政策提出将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，允许部分医院自行评定职称。今后将是对人和技术的承认，而不是对工作称谓
的承认。国家希望通过医生多点执业和基层能力建设，由市场带动人员流动。不是鼓励医生到基层，而是激励、吸引医生到基层。目前的现状是基层医院能力太弱，医生不愿留在基层，而大医院编制有限进入又艰难，这无形中加剧了医疗人才的流失。
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在不断提高，但距离真正实现医生价值还有一段距离。
如今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深入，医生们有了更多的渠道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。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：有能力的医生即便人不在基层，技术也可以在基层。医生的价值仍然可以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实现，而这与分级诊疗的大趋势是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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